使老有所终，壮有所为，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基于詹姆斯一世制定的成文法中具体规定了针对巫术犯罪的处罚标准，在实践中，因犯巫术罪而受到指控并被处刑的案例也非常多。(57)从颁布时间来看，印度尼西亚《宪法》要早于文莱《宪法》。
(57)姜士林等：《宪法学辞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接下来，笔者拟以现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发展早期的代表人物巴顿(R.F.Barton)有关可比性的认知为切入点，以格拉克曼(Max Gluckman)所记录的针对国王施展巫术案为分析对象，全面抽象出该案画面中所隐藏的有关比较的问题束，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学界有关可比性标准的代表性观点展开批判，继而揭示其间存在的缺陷。(18)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博安南，他们均将可比性等同于相似性，并强调离开文化的相似性，比较就无法展开。按照夏新华对结构主义比较标准的分析，不同法律秩序之间只要存在形式或结构的相似性，就可展开比较。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部分法人类学家，在对可比性的研究过程中，也喜欢围绕相似性来展开。
(60)米良：《东盟国家宪政制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内容提要：可比性作为当前我国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建构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并未受到法学界的应有关注。从既有部门规范性文件来看，如《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以下分别简称《幼儿园处理办法》《中小学处理办法》)均将教师违背师德的行为纳入教师处理的惩罚框架。
发现教师违规行为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及时向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报告。其设立依据有三：第一，从正当程序上看，专门机构能够提升违规行为处理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三是明确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的类型与适用。五是保障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程序的规范性与高效性。
此处的纪不是党内法规纪律等，而是指教育行政管理规定、学校内部管理规定，故违纪行为是指教师违反教育行政管理规定、学校内部管理规定的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尤其重视师德师风的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一是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必然包括教师在履行教育教学职责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这是规范教师职业行为的应有之义。对于处理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的专门立法而言，可能的立法主体有两个：一是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二是教育部单独或联合其他部委制定部门规章。赵磊，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法研究。在法治社会，对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应该经由法律法规来评判，而不是单纯以道德作为评价的标准，这既有利于维护教师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捍卫法治的尊严。
（5）如《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实施细则》第三章违规行为及其适用的处理对各项处理措施的适用情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则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5)辅助规章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对该地教师违规行为的处理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指导，而这些地方的实施细则中的有益经验则可以为专门立法所借鉴。教师在社会中具有各种身份，而每种身份所对应的法律属性和行为边界是不一样的，比如教师作为普通公民所实施的行为，受其他管制法所约束，不属于教师职业管理规范所调整的事项。此外，在人员组成上，需要规定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但同时仍要保留吸收法律专业人士意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需要对职业一词在其中起的限定作用进行强调，如前所述，职业违规应当是指违反教师职业行为规范的行为，而非教师违反所有规范的行为。制定高位阶法最需要关注的是关于立法主体的选择，立法主体直接影响到该法的效力和影响力。
简言之，对教师违法行为和违纪行为的处理与教师违背师德行为的处理无太大差异。《处分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受到处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先向原处分决定单位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向原处分决定单位的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3]笔者认为，对于教师职业行为，既不能作过于扩大的解释，也不宜作过于限缩的解释，需要结合教师职业身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性作出体系解释。上述措施力图使教师的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均得到充分保障。综上所述，不同教育阶段教师共性的违规行为可适用列举规定。所以，专门立法可以采取如下思路进行处理：避免预设处理与处分孰轻孰重，仅在处理措施内部划分轻重情节。近年来，随着网络不断深入人们生活，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频繁爆出教师因为诸如道德失范等行为而被学校开除的新闻，引发舆情事件。[1]这一论述对我国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行了确立和强调，明确把教育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先导之一。
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六个问题：一是教师及教师职业行为的范围界定。(2)对于军队所属院校的教师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以及外籍教师，可以参照《教师法》附则中的条款作出特殊规定。
六是健全教师权利救济的多元化渠道。从目前的法律规范来看，教师权利救济的途径有四种：申诉、仲裁、复议和诉讼，(7)按照救济处理主体在机构内还是在机构外的区分标准，可以分为内部救济和外部救济。
所以，教师职业行为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宜泛化为教师所实施的一切行为。本文来源于《教师发展研究》2022年第4期，41-48页。
国务院是首选主体，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予以规定。根据《北京高校教师师德考核办法》第八条，学校应当成立师德考核委员会(或师德建设与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和考核本校教师的师德状况。不同教育阶段教师个性化的违规行为可以归属到其他违规行为的范畴加以概括规定。而对于未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但又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职从事教学任务的人员以及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教学辅助人员，其相应的职业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也不能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故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教师法》的立法技术来克服这一问题。
注释： （1）此处所指道德失范行为是指虽未被法律法规规定为违法，但是为社会道德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六、健全教师权利救济的多元化渠道 无救济则无权利。
其一，从现有规范上来看，《教师法修订草案》和《处分规定》都将内部救济作为外部救济的前置程序。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师职业行为的日常监督工作，另一部分是教师违规行为认定和处理工作。就全面列举模式而言，其优点在于能够覆盖所有教师职业违规行为，但缺点也明显，会造成立法的繁琐和冗杂，一定程度上会破坏规范的体系性和位阶性。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实践中的教师违规行为处理多受舆论的挟持。基于此，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更为贴切。第二，从功能目标上看，该专门机构与师德考核委员会的功能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将教师的校内救济规定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
本文欲通过二分法对教师职业行为进行界定。二是简化救济手段的繁杂。
（3）《教师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军队所属院校的教师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有关规定。三、明确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的类型与适用 违规处理措施是指处理单位针对教师违规行为作出的侵益性措施。
从法律的指导性和可预测性特征来看，专门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教师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的类型与适用的标准。其三，校内申诉具有程序简便、处理快速、整理固定证据等优点，从理论上有必要将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同时将校内申诉作为前置程序也可以激发学校内部自我纠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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